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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出路》用6年拍摄 观众:带给我的却是绝望
来源: | 作者: | 人气: | 发布时间:2018-08-18
摘要:

  原标题:人们像孤岛一样的世界,需要“理解”连接 | 深度报道

  记者/计巍

《出路》的三位主人公:马百娟、徐佳、袁晗寒

《出路》的三位主人公:马百娟、徐佳、袁晗寒

  甘肃会宁县山沟沟里的女孩马百娟10岁才有上小学的机会,她曾梦想到北京上大学,但小学还未毕业便被家人退学,等待着她的生活是:嫁人、打工;

  已经第3次参加高考的湖北小城高中生徐佳,终于实现了父亲的遗愿考上了大学,这似乎意味着这个农民工家庭“进阶”的可能,接下来他还要继续自己在家庭中的“使命”——找到一份承载着家人期待的工作,维持生计;

  袁晗寒,生长于北京,从幼儿园到高中都在“最好的学校”里接受教育,然而她先于高考退学,在优渥自由的环境中找寻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这是纪录片《出路》中三个主人公在同一个时间内不同的人生路径。他们身处中国社会的三种不同阶层,面对着截然不同的生存环境与出路。

  “他们三个人之间如此的隔离,但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样子,人们像孤岛一样。” 郑琼说。

  导演郑琼用6年的时间拍摄制作了这部纪录片。虽然片中无时无刻都在呈现着三个年轻人之间的巨大差异,但郑琼想试图通过影像实现的却是——理解。

  然而理解并不容易实现。有观众对郑琼说:“《出路》没有让我找到出路,反而带给我的是绝望和无解。”

  “绝望可能是件好事,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东西让你对此感到绝望?”郑琼回答。

马百娟在山坡上读书

马百娟在山坡上读书

  “被边缘”的孤岛

  发问的观众继续说:“因为在当下的社会中,马百娟和徐佳永远不可能和袁晗寒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随后她又讲起了影片中的几个场景:被退学后找工作受挫的马百娟坐在桥边低头想着什么,然后又猛地摇起头,像是在和自己交战;徐佳在第三次备考时对着镜头声音颤抖哽咽地说着自己的崩溃、无助和绝望……

  “他们两个像是在这个时代边缘挣扎的人。”这个观众补充道。

  “如果你把他们放到成功学框架,放到主流价值观下去衡量,这片子确实挺让人绝望的。”郑琼说,“你在绝望之处再去找‘出口’,那个出口是什么?”

  郑琼想起了最近打动她的一部纪录片,关于正在被时代“抛弃”的“川剧艺人”。令郑琼感到意外的是,她竟从这些被“抛弃”的人身上找到了浓烈的生命力。“当现代化那个巨兽的牙齿已经张到这个地方了,”郑琼将手拱成一张凶狠的利齿罩在自己面前,“他们还在这个巨大的牙齿下面努力地跳着舞,在打架,在相爱,那种浓烈的生活,我觉得这是生命力。”

  郑琼相信《出路》中的三个主人公:马百娟、徐佳、袁晗寒,他们都有着各自的生命力,“只是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当人们从这部纪录片中解读出“阶层固化”、“阶级分化”、“原子化社会”等时下热议的话题时,郑琼不以为然:“那种分化是已经存在在那里的,而我在乎的是这三个生命体”。

  《出路》以马百娟的“笑”开场:艳紫色的外衣,左右摆动着的双臂和马尾辫,绽放着一阵又一阵笑容的脸——11岁的马百娟朝着镜头活泼卖力地走过来,她的脚下和身后是被黄土覆盖的山沟沟。“笑得那么喜乐,我很羡慕她”,郑琼说,“假设你是一朵花,你把这朵花的芬芳和它的那种光开到最足,才是生命真正的意义”。

  然而这一切在纪录片的下半程改变了。3年后,马百娟被家人退学,理由是脑子太慢跟不上。在她父亲看来,女孩唯一的出路就是嫁人。这时的马百娟不愿再直面镜头,她低着头、侧过身,或者干脆背过身去。“她把所有的门都关上了”,那种笑也不见了。

  “她是有很强的羞耻感的,我其实特别能够理解。”曾经三次高考失败的经历,同样给郑琼带来过很深的“羞耻感”。1989年,第三次准备高考时,郑琼觉得自己已经不想见人了,那次高考失败后,郑琼待业,然后到工厂上班。而她的同学中,有人坚持复读了8年却仍未能考上大学。“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熬过来的,但我心里一直惦记着她。”郑琼说。

  郑琼想把这种被隐匿起来的“羞耻感”撕开,“我觉得它不应该让一个个体自己来承担”。

  2008年,开始拍摄《出路》时,郑琼38岁。再往前倒推20年,郑琼正在高考的围墙里挣扎,处境如片中的徐佳。2009年,郑琼回到自己当年在湖北咸宁高级中学的复读班,找到了徐佳。不只徐佳的状态让她感到熟悉,教室里书桌上垒起来的“书墙”也同样如故。“20年,一切都日新月异了,但这个画面一点都没变”。

  在徐佳第三次准备高考时,他在镜头前谈论起自己“害怕失败”,哽咽,无助,坐在他对面的郑琼“随时都能看到他的惊恐,还有快要崩溃的那种神情”。

  徐佳背负着整座家庭的“大山”。去世的父亲留下遗愿希望他能考上大学,第三次高考时,他终于完成了父亲的遗愿。而在徐佳大学的课堂上,郑琼看到却是很多学生趴在课桌上睡觉,“大家把高考当做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它结束了就像是到了生命终点一样,像是在过度补偿”。

  不过很快,徐佳便要开始找工作,继续他身上的“使命”——维持自己和家里的生计。“徐佳的自我是特别微弱的,他太早就把满足别人的需求当成第一需求。”郑琼说。在国外剪片子时,当德国的工作人员看到片中的徐佳将“要给她一个交代”当做结婚的理由时,十分不解:难道他们不应该是因为很相爱而结婚吗?

  “其实他活得很辛苦。”郑琼说,“为了能在这个城市(武汉)打拼出来、活下来,好多东西他都要压制住。他其实能代表中国大部分人的状态——自我的价值感都很低。”

  当拍婚纱照的摄影师对影棚灯下的徐佳说:“哥们,笑一个,闭着眼睛,浪漫一点”时,他嘴角上扬,露出了有些僵硬却又难得的微笑。

准备高考的徐佳

准备高考的徐佳

  “自由”的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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