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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冯衍甫 | 嘲笑自己

  • 旧雨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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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表于:2018/7/9 9:3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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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衍甫



那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

我那时刚刚踏进学校的门槛,一切都让我感觉是那样的陌生、神奇、美好、朦胧而又吃惊。

那天,学校里成立少年先锋队。由于我们年龄还小,我们在老师的吆喝下,怯生生地排着队站到操场的边上。

我们的操场可大了,平展展地好宽好绿。操场上都长着绿茵茵的“爬地龙”。这不是工人种植,是自然长成。   

蓝天丽日,和风轻拂。随着一声哨响,少先队员们穿着崭新的白衣蓝裤,胸前的红领巾如火焰般鲜艳跳动。他们大步奔跑着赶去集合,如小鸟,如蜜蜂,如彩蝶,那神态,那风姿,那快乐,多让人羡慕,让我们眼都看直了。

也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吧,那种羡慕化作了一种信念,深深地扎到我们的心底了。而这种信念没想到竟然有着那么强大的力量,让我们这许些年来对它都如醉如痴,有如走火入魔一般地虔诚地膜拜,把我们锤炼得一直来有如古代的道士,一心想成仙成佛。不论怎么吃苦,怎么受屈,都无关紧要,而心眼中一直在时刻准备着赴汤蹈火,仿佛自己是个一刻也离不开庙宇间的香火的圣徒,救世主。可叹的是在那首著名的歌中就明白而坚决地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为什么我们至今仍然这般执迷不悟呢?



 有个邢燕子,那时叫得真响,响得她红得发紫。在她的头上闪耀着一圈一圈眩目的美丽的光环。

当然,这些光环并不是邢燕子自己给戴上的,是别人无端地给挂上的贴上的。我不敢说那是别有用心,但是利令智昏,总应该是无法抹去的。我也无法知道邢燕子那时是否飘飘然昏昏然,自我感觉是否幸福极了。但是,有一点应该是不容置疑的,就是邢燕子吃到了不少苦头,吃到了不少哑巴亏。而且她一直总只是吃进肚子里,至死也无法向别人诉说,也不愿诉说。而且,我还可以这样猜想,那时她是被人打肿了脸皮充胖子,一直都在强装着笑脸。这,就让我生出了诸般的感慨来了。

可是,就在当时,我却对妃崇拜极了,堪称四体投地。心里总都是以她为榜样,而且曾有一度下决心要像她那样到广阔的天地里去,去大有作为。而且我已准备向学校递交退学书。

消息被传到父亲那里,父亲气得发昏。他跌跌撞撞地找到学校里来,可又不敢张扬,找到我一个同乡的老师那里,把我叫到一棵大树底下,抽抽噎噎地忍气吞声地同我说话,要我不要任性地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我见到父亲早已吓得心里发哆嗦,我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总爱把事情自个儿在心里想象得天花乱坠,忘乎所以。如若有人从旁一声棒喝,便就魂还魄醒了。

我本是农民的儿子,对于农民我不敢胡乱说话。但是,真个要当农民,可就不是个真滋味了。当然,要是让我当农民,我自信我还未至于不能活下去。然而我从小在地里田里干过不少农活,当农民的那份辛苦和贫穷是自不待说的。

但是我想,那时人们为什么对于一个女学生,一个小姑娘“毅然决然”地去当农民竟会那般地去吹擂呢?

一个人长成什么样的人才,这是由于他自身素质及所接受的教育决定的。就于国家及本人自身利益来说,一个年轻人,立志当农民并不见得比立志当个其他别样的人更为有利。而当时人们却那般煞费苦心地去吹擂一个年轻农民,并让她作为千百万青年人的榜样,这样情形在当时说,不少人们心里是生出苦笑来的。这种吹擂到后来的“知青下乡”大潮泛起,这诸般滋味总是深深地刻记在许许多多人们的心头。

我当时没生出苦笑,反倒生出微笑,这也许是我在第一次贝到少先队员时的那种感觉在心里的涌动吧。这种涌动是否应视为一种盲动呢?



 “豆栽”的故事发生在那个非常年代。“豆栽”在普通话里叫豆苗或豆秧。豆角的种法是把种籽点到地里即可,从来没人移栽过豆苗,在海南话里并没有“豆栽”一说。而“豆栽”一词是。位女“黑帮”的发明。

我那时如惶惶之鼠奔窜到那块瘦脊的土地上,虽常常感觉得无奈无助无望,庆幸的是这块瘦穷的地方竟收留了我,也宽容了我。

不久,就听说中学里有位女英语老师给人家剃了个阴阳头,游街批斗,后来又给赶去放牛。不小心牛把人家的豆苗吃了,吓得她赶紧连连道歉,表示愿意出钱给买回“豆栽”给补种。豆是栽的么?人们嘻嘻哈哈地传说着这个笑话。别人也是把这个故事当做笑话传说给我的。

那时我还没认识这位女英语老师,我却为这件事深深震动。按说这“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已推行了不少年头了。我在从念小学时起就经常被叫到农村参加劳动,我的老师们也同我们一样,“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呀,怎么这位女英语老师如此说话,让人家笑话?

于是乎我对那位伟大的老人家的那句至理名言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表示崇高的敬意。

我后来见到这位女英语老师,她的情形令我大吃一惊。她并不秀美,简直是农村一老妪,头发花白,瘦小的个儿,削瘦的脸上,两眼混浊。她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女儿长大了都嫁在当地农村,听说她的三个孩子读书都不怎么样。看来,她是全心全意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她的改造是彻底的成功了。

从我见到她的第一面起,我就常常被一种悲哀笼罩。在再听到人们传说那个故事,再听到“豆栽”这个词时,我便生出一种莫名的滋味。

在那个非常的年代里,人们嘲弄知识分子,嘲弄知识。而后来,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被嘲弄了,被推到了后来的那种尴尬的境地。这是令人多么痛心的事呀?可是,这种嘲弄到今天并不绝迹,人们在用一种新的方法方式去嘲弄着。那种“知识倒挂”不就是证明么?这是一种可悲。但是,更让人可悲的是知识分子们无奈无助而又甘心情愿地被嘲弄着。这,总不能是一句“活该”所能庇之的吧?



 在那个年代里,有一种仪式风行全国,叫做“早请示,晚汇报”。我那时当教师不久,我所在的学校理所当然地很虔诚地要举行这种仪式。

早上上早操,学生们排好队,头一件事就“早请示”。放学时,又是排队举行这一仪式。晚上住校的学生睡前也要“晚汇报”。不少学生回家吃饭前也很自觉地如是作做,那奶声奶气的嗓音,真让人感动。我的佩服是那时能坚持那么久,人们的态度如此真诚。

那年寒假我回了趟老家。在睡梦中,依稀听见人声纷踏,不久又听到人们的纷乱的歌声,有如在做某种祷祝。我醒过来,果然,有不少人在门外唱歌。奇怪,这天还没有亮,有谁在发神经病“走神”?还是出了什么事了?而我们家乡并没有众人聚到一起唱歌的习俗呀,如西方人唱圣经一般。

我起身披衣,从门缝里往外瞧。呀,是我的父老乡亲们在做“早请示”。其中有白发苍苍的老太婆,手脚笨拙的乡汉。他们五音不全,舞姿走形,脸上一派严肃和无奈。

我啊的一声明白了,这种仪式不仅仅只圈在校园之内,不仅仅限在大会场所,而在遍及城乡旮旯。我衷心地感叹这仪式的威力万方。

把那些奶声奶气和晴哑的嗓音都锁在这种仪式里,锁进这种涛告里,制造着一种忠诚,一种形而上学,一种刻板,一种疯狂和愚呆,一种倒退和无奈啊。

我想到了交响乐。在一个旋律之下,各种乐器发挥自己的自由空间,表演出一个深邃的主题。一个社会,如果只有一个声音,这世界将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社会呀。

我并不庆幸这种仪式在后来被终止,我的担心是人们又要或者已在给自己制造出新的麻烦和束缚。



 在现实的情形下,人们的许多东西都是应当拿出来嘲笑一下的。我以为如若没有这种嘲笑,这个世界将变得更加厚颜无耻。

这种嘲笑的好处在于让人们自己清醒、反省、思虑。它将产生一种光明,让那些黑暗和肮脏无处可逃,让那些廉耻和罪恶成为众矢之的。

不要害怕嘲笑,更不要害怕被嘲笑。拒绝嘲笑是愚蠢的,而且谁也无法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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